《左传》全称《左氏春秋》或《春秋左氏传》，是中华古籍中辉炳千秋的重要文献。
“春秋”本来是我国古代纪事史书的通称，各国都有自己的《春秋》，因为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鲁国的《春秋》，所以《春秋》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鲁《春秋》的专用名词。《春秋》的作者一向认为是孔子，说是哀公十四年，西狩获麟，孔子有感于自己的道义不行于天下，所以取鲁史所修《春秋》进行加工编撰，想要让人们从中得到扬善弃恶的教训。全书纪事从隐公元年（前722）至哀公十六年（前479），计244年，后人因此称这一时期为“春秋时代”。书虽用的是鲁国纪元，却兼记各国事，所以它不仅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，也是现存的第一部中国通史。
《春秋》记事的目的，据后人阐发，主要是劝惩。一是劝恶扬善，即提倡道义，从成败中引发教训。孟子说：“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惧，作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，是故孔子曰：‘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！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！’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可见，《春秋》之作，是孔子用以定名分、制法度，以息邪说、以禁暴行的。其二是提倡尊王攘夷，提倡王霸、王道，强调以社会等级次序为核心的“礼”。这些，都与孔子其他著作中所宣扬的儒家思想是一致的，所以《春秋》一直被奉为儒家的重要经典，历代治《春秋》的思想家、学者辈出。
然而，《春秋》本身的文字十分简练，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，书中通常只有一句话，使人读后不得要领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又说孔子“为《春秋》，笔则笔，削则削”。笔就是记录下来，削就是删除不写。这笔削之间，都被认为有大道理存在，被称为“春秋笔法”，存在“一字褒贬”，有“微言大义”。所以就出现了专门解《春秋》的人，他们解《春秋》的专著就是“经传”。传世的经传，最为出名的是左氏、公羊、穀梁三家，这三家的“传”，都被列入了“十三经”之中，充分说明了后人对它们的重视。
左氏、公羊、穀梁三家所传，侧重点不同，观点也不完全相同，所以古人认为，对《春秋》，信者传信，疑者传疑，因此在经与传之间、传与传之间，都没有刻意求一。宋大理学家朱熹在《朱子语类》中说：“《左传》是史家，《公》、《穀》是经学。史学者记得事却详，于道理上便差；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，然记事多误。”宋叶梦得《春秋传序》也说：“《左传》传事不传经，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；《公羊》传义不传事，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。”这些话，都较准确地概括了三传各自的特点。
《左传》的作者，相传为左丘明。左丘明，有人说是鲁君子，也有人说是鲁国的史官。《左传》的成书年代，也一向众说纷纭。到了宋代，经学家开始怀疑《左传》不出于左丘明之手，有人认为是战国初年魏国史官所作；又有人提出递相增补的看法，认为其中吴起加入的最多。又因为《左传》常有无经之传及经传相异的地方，所以被人认为“自是一家书”，“不主为经发”（《晋书·王接传》）。不过许多人不同意这一观点，认为“《左氏》经之与传，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。经而无传，使圣人闭目思之，十年不能知也”（桓谭《新论》）。
《左传》起于隐公元年，止于哀公二十七年，有无经之传十一年。它详细地记载了这一时期各国的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生平行事。它善于把复杂的事写得有条不紊，剪裁得当，又善于以优美流畅的笔墨叙事写人，所以杜预《春秋左传 序》说它“其文缓，其旨远”，赞赏它的委婉与含蓄。由于《左传》具备了这些特点与长处，所以，在今天来看，它不仅是一部经书，又是一部史书，更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。
作为经书，《左传》与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专主解经不同。首先，它往往依附于事实，通过对事、对人的评论，迎合《春秋》大义，进行辩析、论述；通过书中人物之口及“君子曰”等形式，宣扬儒家道统。其次，它通过大量史实，从叙事的角度上表明自己的立场、宗旨，达到与经密切配合的目的。全书最为突出的是对“礼”与“义”的宣传。礼是儒家维护社会次序、维护道统的准则，而“义”是“礼”的内涵，所以全书不断地强调它们的作用。如晋文公想称霸天下，子犯就以“民未知义，未安其居”，“民未知礼，未生其共”（僖公二十七年）的道理来开导他利民崇礼，终于一举成功。在全书中，反复出现“礼，国之干也”（僖公十一年）、“礼，身之干也”（成公十三年）一类话；又不断用“礼也”二字来赞赏某事合乎礼，用“非礼也”三字来批评某事不合乎礼。同样，左氏认为“礼以行义，信以守礼”（僖公二十八年），所以书中总是将“义”放在重要位置，说“君子动则思礼，行则思义，不为利回，不为义疚”（昭公三十一年）。通过这样的宣传，劝人为善，惩治诛挞恶人，达到使人明白“善不可失，恶不可长”的目的。这些，不仅与《春秋》精神一致，也进一步阐发了儒家学说的要义。
《左传》作为儒家经典，被研究了两千多年，尤其是成为科举入仕的敲门砖后，更不知有多少人逐字逐句地推敲钩稽。我们今天读《左传》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像古人那样钻牛角尖地去品味其中的“微言大义”，所以《左传》“经”的意义自可退居次要地位，而史与文学作品的意义则显得更为重要。
《左传》记事，有人统计过，盟会109次，会见97次，“侵六十、伐二百十有三、战二十三、围四十、入二十七……”，可见头绪纷杂，事件繁多。而作者写来，条分缕析，前后呼应，或简捷明快，或生动细致，这些都已成为后世史家的圭臬。今天读《左传》，不仅要从此了解史实，更重要的是要学会通过这些史实，从中找出借鉴，即总结历史的经验为今天所用。如读越王句践复国的史实，就应该借鉴句践善于忍辱、卧薪尝胆、与人民同苦的精神。读五霸崛起，就应充分注意他们的用人唯贤的做法，从齐桓公任用管仲，晋文公重用从亡诸臣，秦穆公信任蹇叔、百里奚等，牢记“得士者昌，失士者亡”这一道理。通过子产不毁乡校，领会“防言如同防川”的治国方法；通过郑子皮对子产的态度，认识到善于举荐人才、使用人才的重要性。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随手举出许多，都是在阅读时应该反复品味、举一反三的。
《左传》在散文上的成就，一向受到推崇，尤其是它长于描绘战争，善于铺叙辞令，更为人赞不绝口。前者可举城濮之战与殽之战为代表。城濮之战是晋楚间第一次大战，也是《左传》重点记载的一次战争。文章详细描述了战争的起因、开始与经过。在具体写战争时，又分两层来叙述：先写临战前楚成王不想打，而子玉坚持要打，内部不统一，已失去取胜先机；而晋国则君臣同心，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孤立楚国，一方面利用敌人的弱点，从气势上压倒敌人。在交战时，晋国避强击弱，先剪除楚军右翼，再用假装退兵之计，击败楚军左翼，逼使子玉收兵。文章最后又交代了晋兵获胜后的举动，为晋文公称霸作铺垫。全文条理清晰，委婉曲折，摇曳多姿，成为后世史书及传记类文章的典范。殽之战，作者又别出心裁，另具一格。文章写的是秦、晋在争夺霸权过程中的一场关键战役，但具体写战斗的只有一句话，全篇则着重围绕战前战后作盘旋。在结构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，却一脉贯联。第一部分写战争起因及蹇叔哭师，说明秦军远距离偷袭，违反战争规律，预示秦军必败；第二部分写王孙满观秦师及弦高犒师，秦兵偷袭不成，说明秦国骄兵必败，与蹇叔的分析呼应；第三部分写秦、晋交战；第四部分是余波，写文嬴释帅与秦穆公引咎自责。全文虽是记事，却处处突出人物，以人物的语言来表现性格神态，其中蹇叔与先轸的形象尤为神似，呼之欲出。
《左传》中记叙论辩辞令的名篇很多，这些言论，或抓住大国、霸主喜欢标榜自己，以仁义道德为幌子的特点，做好圈套让人钻；或引类设譬，不露声色地向君主劝讽，往往言词精炼，说服力很强。如著名的屈完回答齐桓公的一段话，切中齐桓公小题大做、色厉内荏的特点，理直气壮地进行反驳。前后两番对答，针锋相对，词气凛然，终于迫使齐桓公匆匆讲和收兵。又如烛之武退秦师的一篇说辞，抓住灭郑对秦无利作为论辩的核心，指出亡郑的结果是“陪邻”，“邻之厚，君之薄也”，在主动表示与秦和好的前提下离间秦、晋两国关系，最终使秦穆公退兵。像这样精彩隽永的篇节，还可举出不少，尝鼎一脔，可知全味了。